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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扬:我的1979

作者:admin 来源:未知 浏览: 【 】 发布时间:2019-10-05 评论数:

  开马现场直播 123开马作家张扬及其代表作《第二次握手》曾以手抄本方式流传、累计发行近430万册的小说,见证了一代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对“文革”后那段历史的复杂记忆与复杂情感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这本小说的出版,与《中国青年报》有着特殊的关系。当年,正是由于《中国青年报》的介入与报道,促成了作者张扬平反出狱及《第二次握手》正式出版。

  在“”的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统治下,成千上万的热心读者们,曾经冒着被批判被斗争的危险,在暗淡的灯光下阅读这本书,传抄这本书,使这本书不胫而走,使有幸读到这本书的人,在冷漠的寒夜里,得到瞬刻的温暖。

  张扬说当年这里野兽出没,夜静之时能听到猛虎长啸。老虎的叫声很可怕,从高山下来,整个山林都震颤。

  1966年,张扬就在这里插队,住在浏阳河畔的大围山。河水湍急,从深山流出来的河水,向下游奔腾注入浏阳河。在夏秋的时候,张扬经常跳进河里洗澡。

  张扬插队的地方叫南岳大队中岳生产队,生产队有9个知青,5个女的,4个男的。在这里,知青跟农民一起下地,在水里种田,在森林砍树,喂猪,种菜,修大堤,工余时间张扬就躲在逼仄的土坯房里写写画画。长篇小说《第二次握手》的初稿《归来》就是在那个时候写出来的。

  2008年4月7日,笔者跟张扬重返达浒镇大围山,行走在荒僻的山野里。当年知青的住所,现在用来养猪;当年的公社现在成了养老院,四处晾晒着衣物和棉被。众多的老人慵懒地坐在院子里晒着太阳。然而30年前,这里曾持久地传出批斗张扬的声音。张扬就是从大围山被带走的,工间休息的时候,生产队长找他,说是到公社谈口粮的问题,公社在咫尺之外,到了那里张扬就被戴上手铐。

  当年跟张扬住了一年的泥水匠黄隆伏已经83岁,满头白发只剩下4颗门牙,他印象中的张扬“能写,会写,写得好”。老人是亲眼看着张扬被戴着手铐押上吉普车的,即使在当年他也没觉得惊讶,因为那时候经常有人被抓起来批斗,今天批这个,明天斗那个,县委书记和县长也都被抓过。

  张扬是从大围山被抓到长沙的,他的罪名是用小说《归来》从事反党活动。当年“中央文革小组”成员、主管意识形态的姚文元给《归来》定性为:“这是一本很坏的书,不是一般地坏。”

  对监狱外变化的时局他是清楚的,比如粉碎“”。监狱的外面是湖南绸厂,厂区到处装着大喇叭。除了广播各类通知和宣传稿外,喇叭每天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。高挂在厂房顶上的高音喇叭每天从早叫到晚。周恩来逝世、唐山大地震、逝世、粉碎“”,都是那个时候从喇叭里知道的。那时喇叭还播放电影《刘三姐》插曲,在监房里听到这些歌,张扬很震惊。他觉得世道是真的变了,因为《刘三姐》插曲过去一直是被当作黄色反动的歌曲批判的。

  1月18日,他被人从监房里叫出来,“哐当”一声门响,看守所所长叼着一支烟等着他。看守所长不说话,示意他往前走。拐弯抹角走了几个地方,过了一间审讯室,又过一间审讯室,到监狱办公室才停下。办公室坐着3个人,其中一个人对张扬说,经过4年审查,你的案子有了结论。

  “你写的小说《归来》,我们认为是一部歌颂社会主义的好书,现在你恢复自由了。”那人说。

  “我当时就流泪了,为自己的命运。写了一部‘歌颂社会主义的好书’,十几年里,逃亡、监禁、批斗、审查,差点被判死刑。”张扬回忆说。

  张扬一直做着被枪决的准备。在监牢里跟狱警对骂,不骂是死,骂也是死。给主审官写《抗议书》,在布片上写《控诉书》,痛斥办案人员;绝食,最久的绝食长达14天。张扬在监狱里经常引吭高歌,唱《国际歌》,恢复自由的判决使张扬难以置信,担心是花招,不想出狱。跟张扬谈话的公安局长说:“收拾一下东西回家吧,你妈妈在家等着你呢。”

  被捕的时候,张扬的母亲在医院里,因为有严重的哮喘病在医院抢救。弟弟妹妹都不敢告诉母亲张扬被捕的消息。后来母亲出院才知道,知道了也没办法,只能承认这个现实。

  张扬没有东西可以收拾,在监狱除了做铺盖的破棉絮,就只有母亲送的一件棉袄,张扬带着那件棉袄走出监狱的大门。

  回到家里,看到家里来了很多客人,有熟悉的邻居,还有不熟悉的从北京来的记者、出版社的编辑。那时候张扬才知道自己平反了。为了他的平反很多人做了很多努力和长期的斗争。

  出狱第二天,张扬到湖南宾馆看望从北京来的客人。没有什么交通工具,就靠走路,在监狱里关了4年,现在有权利走路了,他感觉非常幸福,再累也不觉得。

  住在湖南宾馆的是《中国青年报》记者顾志成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邝夏渝,她们在湖南做手抄本《归来》的新闻调查,紧张而艰难地工作了半个月,在张扬还在狱中的时候,顾志成写出调查报告,刊登在《中国青年报》1979年1月9日第三十六期内参《青运情况》(机密),题为《归来是本好小说,作者张扬应平反出狱》,长篇报道了《归来》冤案的全过程。

  令张扬难以置信的是,中共中央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。会后开始大规模的拨乱反正,一系列重大的冤假错案被平反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为彭德怀和陶铸的平反昭雪,张扬是从《湖南日报》看到消息的,彭德怀和陶铸的追悼会同时举行,这个消息让张扬泪流满面。

  张扬出狱的第三天,1979年1月20日的《中国青年报》在头版发出题为《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好书》的读者来信,《中国青年报》为这封读者来信加了“编者按”:……据了解,把这部好书打成“反动小说”,是反动文痞姚文元制造的一大奇冤……姚文元妄图借这部书,攻击周恩来和打击、陷害一批老科学家和知识分子,致使写《第二次握手》的青年业余作者张扬同志受到严重迫害,并且株连了许多青年传抄者受到处分。对于“”造成的这场文字狱,必须全部推翻。

  在张扬出狱之前,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李硕儒已专程从北京搭乘飞机到长沙,他是来接张扬到北京修改、出版小说《归来》的。然而,出狱的第二天晚上,张扬高烧41度。在监狱,长期的饥饿和极度的营养不良给张扬的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。李硕儒带张扬去北京,妹妹陪着去。他们坐火车,妹妹在上铺,张扬在下铺,李硕儒在中间。到了北京住在中国青年报的招待所,吃饭就在食堂。

  住在北京还是病了,吃什么解毒丸、银翘片解不了毒。李硕儒就陪张扬到医院看病,到医院,先拍X光片检查,胸部X光片出来,医生诊断为重度肺结核和结核性胸膜炎。“全部五叶肺布满‘栗粒型’病灶,左胸腔三分之二积液,X光片上一片白,心脏被挤到右胸。”

  那时候张扬经常喘不过气来,结核病是传染病,按照国家规定必须住在传染病医院治疗。后来就转到北京安贞医院,转到那里还没有病床,临时住在观察室里。那时候,旁边不停有人吐血,有人死掉。

  1979年1月,张扬在北京一边住院治疗,一边在艰难的病况中修改《归来》的手稿。

  从1970年开始流传,到1979年获得平反,作为手抄本小说,《归来》传遍全国,在北京的流传本中有人给《归来》取名《第二次握手》。“握手”及其作者平反的消息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,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青年报社不断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。一次转来500封,一次转来800封,那些信来自全国各地,西藏、海南岛、台湾、香港都有人来信,都是《第二次握手》的读者。人们翘首以待,希望看到正式出版的《第二次握手》,希望看到同名电影。

  《第二次握手》在军队、工厂、农村广泛流传,中国青年出版社曾接到某地公安分局的一个电话,说是他们那里还关押着一个传抄《第二次握手》的人,问《第二次握手》是不是真的平反了,真平反了就放了他。中国青年报社还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十多封自称“张扬”,自命《第二次握手》“线年的春天,张扬在重病未愈的情况下,坐在病床上,用一块一尺见方的五夹板代替书桌,垫在自己的膝头上,眯着高度近视的眼睛一字一字地写。为了挤时间看必要的资料,张扬不得不在静脉滴注时躺着阅读,甚至在抽胸液时,忍着剧痛阅读,经常在胸腔穿刺术完毕后,面色惨白,浑身发抖,冷汗经常会把面前的纸张浸湿。从3月7日至4月30日,张扬连续工作了50余天,将20.5万字的1974年手稿,改写成28万字的修订稿。

  1979年3月10日,《中国青年报》发表署名“本报记者顾志成”和“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邝夏渝”的文章《要有胆有识地保护好作品——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调查记》。然而这篇报道的发表使张扬案再起波澜。到5月的时候,传出消息,有人把状告到了北京,告张扬的状,告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状。有人以“张扬专案组”的名义写了一封8000字的长信,题为《中国青年报记者把反革命分子张扬捧上了天想干什么?》,这封信被寄给中央政治局,也寄给了。

  然而,此时的政治形势已发生变化。由主导,、支持的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的大讨论正在全国掀起。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负责冤假错案的甄别和平反,提出的要求和标准:一是没有结论的,应该尽快作出结论,结论不正确的,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;二是没有分配工作的要适当分配工作;三是已经去世的,要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,把善后工作做好;四是受株连的家属,子女问题要解决好。确定的总的方针是实事求是,方法是群众路线。

  富有戏剧性的是,复查张扬案的时候,专案组的人员查找姚文元的指示,却不见了。

  “姚文元没有批示,是《北京日报》的一个电话记录,《北京日报》有个内参,写了手抄本《第二次握手》的情况内参,姚文元看到后打电话调阅了手抄本。过了一两天,他打电话给《北京日报》说:‘我翻了一下,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,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。他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,如郭(沫若)老、吴有训等。如果不熟悉情况,不可能写出来。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,如写了吴健雄。这不是一般的坏书,也决不是工人能写出来的。要查一下作者是谁,是怎么搞出来的?必要时可以请公安部门帮助查’。这是一个电话记录,不是批示,然而北京市公安局根据这一指示精神,进行了追查,公安部门很快就查到湖南,查到浏阳。”张扬回忆道。

  鉴于湖南方面的抵制,中国青年出版社给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写了一个报告。报告介绍了张扬及其写作《归来》的情况,以及姚文元的“批示”和冤狱的形成。接着写到湖南省公安局和法院之间的抵制。在那份报告上仔细标注,圈阅之后,又给中国青年出版社负责人胡德华写信:

  德华同志,你们对这个情况了解得很好。既然你们了解了,你又是中纪委委员,你就有权参与解决这个问题。因此请你会同中组部宣教局同志,高等法院和公安部专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,同湖南省委商量认真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,解决后请将结果报告有关部门。

  张扬被安排到湖南省文联工作,他的户口也被迁到城里。在知青尚未大批返城的时刻,张扬的命运迎来了转机。1979年7月,重获新生的张扬终于看到他殚精竭虑完成的手抄本小说《第二次握手》变成印刷品!

  “那时候到夏天了,医院种了很多海棠树,花都开了,我就拿着书的清样坐在树底下。”张扬说。

  累计发行近430万册的《第二次握手》的出版唤起一代中国人对过去那段历史的复杂记忆与情感。

  在当年阅读过手抄本《第二次握手》的读者中,有后来成为医学界权威人士的吴阶平教授,有现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张春贤,还有担任共和国总理的。2006年4月6日,到湖南不久的张春贤委托他人问候张扬,他回顾当年作为知青阅读手抄本《第二次握手》的情景,说“没有想到作者就在湖南,实属幸事”。

  上世纪80年代初期,湖南浏阳县地方政府决定在通往家乡的地方修建高速公路,并命名为“主席路”。

  张扬给写信,他陈述了那个地方的物产和资源状况,在信中说:那是地方官员对你的献媚,希望你能阻止修“主席路”。接到信件后给湖南省政府写信,阻止了修建“主席路”。

  1989年1月6日,到长沙休养,住在“九所”。张扬闻讯就请省政府的机要员给送了一封信,表示“方便的话,我来看看您。”“九所”离张扬所在的作家协会不远。第二天省委就来电话,通知张扬去见。省委警卫处处长说,谈半个小时吧,耀邦有病。

  张扬回忆说:“走进‘九所’六号楼的大会客厅,警卫人员说正在做治疗,你先坐在这儿休息一下。稍顷,过来,他说:‘是张扬同志吗?’我迎上去,双手握着他的手,我说‘耀邦同志您好’。然后我们坐下,他问我抽烟吗?我说以前抽过,现在戒了。我说抽烟对身体不好。抽着烟说,‘哎呀,不好戒了,戒不掉了’。”

  “那天就是聊家常。谈了他的表哥杨勇,他对杨勇的感情很深,杨勇救过他的命,红军长征的时候,在贵州一个地方行军,他病得很厉害,部队在行军,没人理他,他就躺在一个木板上,他的个子又矮小,没人注意他,部队从他的身边来来往往,可能人们都怕给自己增加负担,没人理会一个濒死的病人。结果杨勇看见了。看见杨勇就叫了一声表哥,杨勇那时候是红军的团长,他看见躺在地上,就叫了两个士兵用担架抬起耀邦走,他把从死亡的边缘救出来。

  “见到耀邦我问他现在做什么事情,他说正在看一本书,书名就叫《》,匈牙利人写的。我说你写点回忆录吧,把过去的事情记下来,历史会需要的。”

  “那天我还跟谈到社会的腐败,我新写了本小说叫做《癌》,后来改名叫做《绝症》,80年代我在湖南省肿瘤医院挂职当副院长,看到过很多身患绝症的病人。”

  去世的时候,张扬闻讯去北京会计司胡同吊唁。警卫和秘书在外头劝阻,张扬就拿出冲洗出来的跟合影的照片。“我是耀邦去世的第二天去他家的,看见他的家我很难过。他的家很普通,甚至是很简陋,旧式的衣柜,办公桌,衣橱,旧式的衣帽架,家里铺的红色地毯旧得都破了,颜色发暗。院墙的泥皮都剥落了。”张扬怀想着给他新的生命的恩人时说。

  :张扬,生于1944年5月,河南长葛人,在湖南长沙长大。1961年10月发表处女作。1963年2月写出《第二次握手》初稿,后多次重写。“文革”中产生的1970年稿造成全国规模的手抄本流传,张扬因此于1975年1月被“”逮捕并内定死刑。1979年7月正式出版后,累计印数近430万册,至今居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发行量首位。该书“重写本”于2006年10月在北京问世。

  现为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。1994年为副主席,2004年为名誉主席。1979年以来发表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杂文、散文和评论共数百万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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